文艺论坛丨张洁宇：“在世界的低烧中祈祷”——我所认识的马贵_天天即时看

“在世界的低烧中祈祷”

(资料图)

——我所认识的马贵

文/张洁宇

2018年夏天，我读到诗人李海鹏的文章《确认责任、“晚期风格”与历史意识——“90后”诗歌创作小识》，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90后”诗人。后来，文中有些陌生的名字渐渐变成了身边的学生或朋友，马贵就是其中之一。

海鹏说：

90后诗人的真诚之处，在于没有诗歌先知和诗歌烈士的姿态，对责任的确认敢于来自一种意外之喜，而非等待神授或等待献身。……他们敢于确认责任，敢于对精神资源保持多元、开放的接受心态，并能够以健康的心态去写作，具有年轻一代的举重若轻和心智之开阔。责任不再是重负，而是礼物。少了些忧郁和壮烈，多了些阳光与睿智。写作之为责任，在90后诗人这里，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球星般的健康与自信……{1}

这段评论之后作为例子被引证，就是马贵的《往日球场》。

说来也巧，几天后我去参加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论文答辩，马贵就是答辩人之一，人如其诗，果然如海鹏所说，“阳光与睿智”“健康与自信”。他是冷霜的硕士生，论文题目是《199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身体维度》。今天回头看，那篇论文写得还不够扎实，带着小青年的躁动，凭着对文字的敏感和自身的青春体验，对新诗的身体书写做出了独到的理解，但对本可更深入厚实的理论思考和历史观察，却显得缺少耐心。我相信他自己对此也心知肚明，所以今年，当我看到经他大幅修改和延展后发表在《江汉学术》上的《享乐、忍受抑或责任：当代诗歌中的身体伦理》时，我猜他多少偿还了曾经的心愿。修改之后的文章面目一新，突破了对诗歌语言、形象、诗人心态的讨论，抵达了当代诗歌的伦理意识层面，关注到了诗歌与历史现实的深层关联。他在结尾处说：“不论是从诗歌技艺、抒情路径乃至个人德性上，责任的诗学都对诗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在职业上高度分工、精神上萎靡、生活上原子化的时代。”{2}读到这里，我想起了海鹏当年的判断，“90后”诗人开始进入而立之年，他们虽不“忧郁和壮烈”，但毕竟更加深沉了。这是好事，特别好的是，他们始终严肃自觉，始终强调“责任”。在这里，我清楚地感受到了马贵的成长和成熟，他在诗学分析和理论思考中加入了伦理的维度，从相对旁观的姿态转变为介入和反思，就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诗的伦理总是关涉某种价值。”他借用诗人胡桑的话：“当代诗的伦理，不仅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也不尽是对微末个体的道德审视，更是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承诺和探寻，是对生命和生活的眷恋和责任。”马贵非常认同胡桑的看法，他说：“或许我们只有抱有一种开放的、建构主义的目光，才能在当代诗歌的写作和批评中重新激活伦理的能量。”{3}

这些对人的存在方式、当代历史以及诗歌写作的种种认识和看法，必然是伴随诗人的生活经验而来的。马贵生于甘肃定西，本科和硕士阶段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他本科学的是计算机，原本应该是个标准的西北汉子加理工直男，但在民大特有的诗歌环境中，他受到感染与召唤，开始写诗并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志向。

在马贵本科时期的作品中，已能初见其性格与风格，除了年轻诗人笔下常见的题材和经验之外，他早早显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在他的诗里，有一种粗粝与细腻的杂糅、热血与旷达的交织，一种现代城市感受与渐逝的古老事物之间的碰撞，一种学院诗人气质与西北少年精神的冲突与磨合。读他的诗，可以看到一个既固执己见又自觉反思的矛盾体，这与我在生活中所见的他也非常一致，在我眼里，他是一个天性随和、容易融入人群但同时内心孤独严肃、带着某种宿命感的外来者。他的独特源自西北大地的风土，也来自血液里的穆斯林基因，更有成长途中的得失沉淀。我不想过分强调他在身世民族等方面的特殊性，但我也认为，这些禀赋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他不应仅仅是生而与众不同，他还应该带着自己特有的思想文化与情感经验的底色，在写作和研究中自觉开辟属于自己的蹊径。

马贵是2020年进入人大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的。备考三年的磨砺、疫情元年线上考试的困难，都因这个新起点而转变为励志传奇。我从未和他聊起过他这三年的不易，但我眼睁睁地看着一个阳光少年变得憔悴疲惫，我知道他一定经历了很多。记得我在第一时间把马贵被录取的消息告诉冷霜时，冷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苦孩子终于有学上啦。”我想，大概冷霜比我更了解他的甘苦。好在，我坚信，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年轻时的磨炼与辛苦是不会被浪费、不会被辜负的。

重回校园的马贵虽不能重返少年态，但他能够重回热爱的专业，重回丰富、踏实、专心的状态。作为“90后”诗人代表，他仍保持着不疾不徐的写作节奏，保持着和诗坛的密切交流，关注着他的师辈和同龄人的写作。他把自己的诗集《云中庭院——2014—2018诗选》送给我，密密匝匝的，很密集的排版，很密集的场景和意象，很密集的经验和思绪，虽只是薄薄的一本，却比很多同龄人的作品都更有分量。我有时也会在“飞地”等公众号上看到他的新作，也知道他已在人大校园里组织起一个很专业的定期的读诗会，在我们自己专业的读书会上，他也是从不缺席的主力。马贵的状态越来越好，虽然生活中总难免有各种烦恼，但他会以写作、交友、消遣甚至搞怪的方式自我疗愈。博士阶段已经过半，这两年，马贵发表了不少论文，我很高兴看到他能够兼顾写作与研究，在两者之间平衡自如。

与很多诗人学者一样，马贵也打通融会了自己的写作与研究，他的研究也是对写作的延伸，甚至有时借题发挥，在论文中通过对他人的分析和肯定，来确认自己的立场与方向。我高度支持这样“有我”的批评与研究，支持他在历史的现象与文本中，为自己写作中的问题与困惑寻找解决的路径。比如，我能理解他选择张承志、昌耀、李元胜、刘阳鹤等作家诗人为研究对象时，里面所夹杂的亲近和认同，他在分析他们的思想与文学时，也在处理和表达着自己。比如，他在评论刘阳鹤时说：“在青年诗人那里，我们能读到这样一种现象：语言的神经紧绷，其纹络之张弛、语调之拿捏，透露着某种无意识的神经官能症。这种似乎刻意为之的不松懈，就生成机制而言，缘于一种诗歌思维的‘硬碰硬’。或者说，缘于观念把持下，经验与修辞之间无处不在的张力。”{4}这里显然也有对自己写作的反省与期待。刘阳鹤复杂硬朗的风格与马贵有些相似之处，我想，他以之为镜，在解剖别人的同时解剖自己，这是一种很有助益的方式。同样的，在讨论李元胜时，他谈道：“李元胜的许多诗中都能看到这种作诗法，即人与物的连结。诗人常常将事物与人并置，巧妙地暗示出两者的命运的相通性，以达到呼应之目的。实际上，这种并置法中背后有一种宽广而坦荡的世界观。在诗人眼里，人的喜怒哀乐是世间万物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世界不是隔离的，而是整体性的。这点在锱铢必较的当代尤为重要，即一诗人是否有能力去发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对李元胜来说，这些联系是必然的；而诗人的工作之一就是寻找甚至创造这些联系。”{5}

当然，“有我”并不意味着以自己的好恶为唯一标准，也不意味着只将目光聚焦在与自己同时代的作品与现象上。很多学院里的诗人学者都在更自觉地从历史的脉络和理论的角度去提升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问题意识，像姜涛、冷霜、王东东、李海鹏、吴丹鸿、砂丁、苏晗等，都是如此。马贵也是其中一员，他们的历史研究携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显示出丰富而独特的价值。所以，当我看到马贵将研究的重心前移到20世纪30、40年代，打算重新清理新诗史上的“抒情”问题的时候，我非常支持，也理解和赞赏他的雄心。他重审卞之琳、何其芳、冯至、艾青、穆旦等人的战时写作，重评所谓的“抒情的放逐”与“新的抒情”，也是在重新思考现代主义与抒情传统，反思现代主义诗学的历史局限，同时追问诗人在大时代的责任与担当。在20世纪40年代与后90年代这两个看似遥远的历史阶段间，笔者希望他能穿透历史、解决问题，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并作用于自己的诗学脉络。

作为刚刚站上“起点”的诗人学者，前路漫漫、必有挑战，笔者希望马贵善用自己的天赋与经历中的财富，保持自信与自省，就像他在诗中所写的那样，“在世界的低烧中祈祷”{6}，无论这个世界变成怎样，都能一直心胸旷达、直面责任，坚守诗心与灵魂的贞净。

注释：

{1}李海鹏：《确认责任、“晚期风格”与历史意识——“90后”诗歌创作小识》，《诗刊》2018年2月上半月刊。

{2}马贵：《享乐、忍受抑或责任：当代诗歌中的身体伦理》，《江汉学术》2022年第4期。

{3}马贵：《伦理作为新诗的动力》，《星星·诗歌理论版》2022年第7期。

{4}马贵：《为生活立论——刘阳鹤的“硬写”之诗》，《上海文化》2021年第9期。

{5}马贵：《心灵的质地——评李元胜的诗》，《星星·诗歌理论版》2021年第11期。

{6}马贵：《古尔邦》，选自《云中庭院——2014—2018诗选》，第30页。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 中央民族大学 现代主义